17.8%，老师的心理问题都出在了哪儿？ | 深度聚焦

“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难，面对学生真的很想做到教书育人，但学校的工作、活动、领导的检查，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......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。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?”

——2023年，河南郑州，一位入职3个月、年仅23岁的小学老师留下这封遗书后，在周四的深夜，从6楼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起悲剧让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。

早在2019年，就有一项调查发现，32.4%的被调查教师感觉工作压力非常大。教师中亚健康心理患者占到72%，其中61.2%的中小学教师有焦虑征兆。

2023年初，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俞国良带领团队，对1998年至2022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他们希望，在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峻的当下，回溯过去，寻找趋势演变的轨迹，尽早监测、预防，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。

在这项研究中，他们聚焦于焦虑、抑郁、躯体化（如：心理障碍伴有失眠、恶心等身体不适）、强迫、偏执和敌对（如：易怒，或伴有攻击性行为）等六类教师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，系统分析了幼儿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不同教学阶段的老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特点、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。2024年3月开始，研究成果相继发表。

他们发现，整体而言，过去22年，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缓慢上升的特点，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延续下去。而女性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比男性教师恶化更为明显，且抑郁问题更为严重；不同教育阶段相对比，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“不容乐观”，他们面对着正值青春期的学生，工作内容繁重、工作时间较长，面临更多挑战与难题。

俞国良关注教师心理健康问题20多年。1986年，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系，被分配至当地的教育学院，负责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，199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，毕业后留校，之后调去人大任教至今。2000年前后，教师心理健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正式进入他的视野。他的求学经历、教师生涯也见证、经历了不同年代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演变。

“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性，怎么提都不为过”，在俞国良看来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教师身上反映的最为明确，“教师是文明的传递者，是直接培养人的。家长影响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小孩，两个、三个人，但是老师影响的是一个班级、一个年级，几代学生。”

“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有心理健康的学生”，俞国良告诉北青深一度，在他们的调研中，300多万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总的检出率是18.7%，相对应的55万教师的检出率是17.8%。这意味着，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共生的。“老师有一桶水，才可以分给每个孩子一碗水。老师自己只有半桶水，怎么可能给孩子一碗水呢？”

以下是俞国良的自述，部分内容根据他提供的研究文献整理。

1998年到2020年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指标加权平均值变化

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累积效应

在我读书、最早参加工作那几年，我们很少会谈教师心理健康问题。当时大学生也少，我考大学的时候，高中5% 的人才能上大学。1986年，我从浙江大学心理系毕业之后，被分配到浙江教育学院，负责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、校长管理培训。

当时很多一线教师学历比较低，有的是大专或者中专毕业的，到我们这里进修两年或者三年，就可以提高学历，拿到本科文凭。成为教师是很光荣的，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。学生的学习风气也比较简单。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，更多考虑的是，如何更好地学习知识，我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

教师心理健康作为一个问题开始被我关注到，是在2000年左右。当年有一个科研小组对 7000 多名教师做了调查，当时叫“教师心病”的研究，得出来的结果是41%多点（有问题）。

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，但这个数据其实不可靠。它调研使用的工具，是美国很多年没有修订过的一个量表，调查的时间也只是局限在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之间。

实际上，教师的心理状况，在考试前、考试后，学期前段和后段会比较容易出问题，中间那段时间相对比较稳定。选择不同的时间段，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，就当时来看，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没那么严重。

但是，正值世纪之交，市场经济开始进入比较轰轰烈烈的程度，社会变化的确影响着教师的心态。我也开始做一些关于教师教育效能感、教师信念等问题的调查。研究发现，当时教师最大的困扰在于，常常感到落差太大了。

2000年前后，城市里的中小学老师工资大概在1000元左右，农村有些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但很多下海的人都赚了大钱，那可能是他们曾经的同学，有的初中、高中都还没毕业的，所以老师心态上不平衡了。学生家长也越来越有钱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尊重老师。你大学毕业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看我一个小学毕业的也挣了大钱。

2010 年之后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。智能手机的出现，使得学生的状态发生了改变，也反过来在影响老师。学生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丰富，老师可能还是按照他的一些观念、价值观去评判学生，但学生会反抗。

社会的诱惑又特别多，教育产业化对老师的冲击也比较大，越来越多的教育集团、私立学校出现。学校要打造重点学校、重点班，所有的工作都跟工资挂钩。在升学率的压力下，也会希望老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成绩，全然不顾教育的本质；而家长在“唯成绩论”的背景下，认为能够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才是好教师。老师们积攒着更多的不满，我拿这么点工资但要干那么多活。

最近几年，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，教师面临着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模式的转变，一段时间内，同时担负着疫情防控的压力。还有部分学校存在向老师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，比如填表、完成各种检查等等，这些教学外的行政压力使得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增加。中小学老师确实很辛苦，有的可能早上六点多就上班了，一直到晚上八、九点钟。

我们对老师要求太高，但是社会对老师的回报太少，现实中，一些一线教师的工资比较低，地位也开始变低。这是不公平的。

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研究的原因。我一直说，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，的确要讲奉献，但他也是有一个七情六欲的普通人。我看到过郑州那个自杀的年轻女教师的事情，才23岁，我们好像把教师当成了无所不用的工具，还是应该看到教师作为普通人的基本需求。我们给人家戴帽子：园丁、蜡烛啊……其实使他们混淆了自己角色。教师应该要有边界感的，不是无限公司，是有限公司，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。

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政策建议，或者是引导我们老师怎么做，毕竟，我们很难改变环境，但可以改变自己。最终通过提高老师的心理健康水平，来反哺学生的心理健康。我一直觉得，老师跟学生的心理问题是共生的，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会有心理健康的学生。

“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”

我们从去年3月开始做这个研究，聚焦在焦虑、抑郁、躯体化问题、强迫问题、偏执问题和敌对问题等六类教师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，共纳入相关研究1813项，包括大中小幼教师550233名。

结果发现，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是16%（排除幼儿教师的检出率为17.8%），这个数据高于医生、公务员、企业职工等其他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。各类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强迫问题（20.5%）、抑郁（18.8%），焦虑（16.19%）、躯体化（14.4%）、敌对问题（13.4%）、偏执问题（12.9%）。就不同的教育阶段来说，幼儿教师检出率最低，中学教师最高。

一个基本的结论是，整体而言，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过去20余年来处在缓慢上升趋势，这一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。具体来说，处在不同教学阶段的老师，心理健康问题的变化趋势和特点也存在差异。这提示我们，在制定干预和支持措施时，对不同的心理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处理。

2012年前后，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上升显著。当时，我国的生育政策有了改变（2013年放开“二孩”政策），全社会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度不断提高，老师的压力也随之而来。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，比如“办好学前教育”“在幼有所育上取得新进展”，带来了新的教学要求、评估标准。幼儿教师在强迫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，这背后的原因，可能涉及工作压力、对幼儿卫生和安全的严格要求，以及幼儿阶段建立规则意识的教育需要。

而小学教师的躯体化和强迫问题较为凸显。就纵向走势来看，2018年之前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，2018年以后开始出现上升趋势。有学者研究指出，这个阶段，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是小学老师心理健康状况在2020年出现恶化的主要原因。这个时期，他们面临着加重的教学压力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双重负担。但整体来看，小学教师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尚可。

应该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，是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，现实不容乐观。中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（36.4%）、强迫问题（23.0%）、抑郁（20.9%）、焦虑（18.9%）、偏执问题（17.4%）、敌对问题（16.7%）、躯体化问题（16.6%）。

这个结果可以看出，中学教师每一项问题的检出率都高于职业整体水平。纵向来看，过去20多年，除偏执外，中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都呈上升趋势。他们可能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健康风险。

中学教师处在一个特别关键的过度阶段，这是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，老师在完成义务教育任务的同时，还承担着学生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的引导工作。这个时期，学生也正处于儿童到青少年过渡期，身体与心理发展快速，但仍不成熟，他们会表现出抵抗行为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，会出现更多心理健康问题。

而中学教师往往被赋予了对此现象进行识别、应对和缓解的责任。他们面临的沟通和教育难度大大增加，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状态恶化。初中教师比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严重。

在这个阶段，班主任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要被关注。他们同时承担教育教学、班级管理以及家校沟通等工作，多重身份导致工作内容模糊、工作时间拉长，严重危害心理健康。

我们认为，要尽快明确班主任的职责，帮助教师明晰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上的个人资源分配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从而推动社会期望合理化，防止班主任职责在社会群众视角中的过度泛化，缓解家校矛盾和职业压力。学校也应该更主动地支持班主任教师，为班主任教师“冲锋陷阵”，集中解决家校矛盾，为班主任在校工作和生活提供基础保障，以及更多的心理服务。

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，大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总体上升。2014年之前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。2014年进入“教师工作改革年”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高校教师的倾向性政策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一些缓解。

但在2017年之后，心理健康问题又开始上升。这表明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及时性政策无法真正遏制心理健康问题的上升态势，需要有持续性的政策支持，尤其要在扩大教育规模、追求教育质量的同时，首要保障教师的基本权益和健康发展。

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的是，大学男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幅度颇大，女性教师没有明显恶化。这提醒我们，对男性教师的干预可能需要加强。尽管如此，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始终较低，尤其在内化问题上普遍高于男性。

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均呈现上升且复杂波动的趋势，这种恶化是整体性，多维度的，错综复杂，需要政策先行、适度减负、期望合理。这反映的不仅是教育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在俞国良看来，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性，怎么提都不为过

“把健康的孩子送给社会”

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，我觉得再怎么提都不为过。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教师身上反映的最为明确，他是文明的传递者，是在培养人。作为家长，你影响的只是自己的小孩，两个人、三个人，但老师影响的是一个班级、一个年级，明年又换一拨人，你说影响多少人？这不是一代人，是几代人。

我们也做过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，300多万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是18.7%，而50多万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是17.8%。你可以看到，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共生的、同步的。具体到一个指标，比如学生的抑郁（22.2%）、焦虑（18.1%）的检出率，和老师的水平基本也是差不多的。

我们现在有1600多万的中小学教师，中小学人数在2.63 亿。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会怎样，往往取决于在中小学这个阶段经历了什么。

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严峻，背后有很多原因，最直观的可能就是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。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相比，对孩子的影响，家庭教育当然很重要，但是我始终认为，学校教育可能更重要，也更容易改变。

现实来看，一个中小学生在学校度过的时光远远超过家庭，他在家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睡觉。但在学校，是处在很频繁、黏密的互动过程当中，跟同学互动，跟教师互动，跟学校互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素质也会影响学生。

家庭是一种非常自然、野生的状态，父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，他们自己的心理问题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家长改变起来很难。而我们教师的素质相对来说比较整齐。学校更具备有组织、有计划，针对不同层次，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行教育的能力，这和家庭教育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我们想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，就必须重视、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。学生其实是心理健康的受益者，教师是贡献者。

过去这些年，老师的知识水平已经培养出来了，我们现在中小学的老师至少都是本科以上学历。最缺乏的可能是心理上的所谓赋能，让老师具备很强的心理素质、调试能力。这不是教师个人的事情，更需要从国家到学校体系化的支持，比如：建立保护教师心理健康的部门，加强培训，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援助，减少老师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，让他们可以轻装上阵。一个老师有一桶水，才可以给每个孩子一碗水。老师自己只有半桶水，怎么可能给孩子一碗水呢？

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世界，很具体。但是现在的孩子，他们很了解外面世界有多丰富，但不知道自己的世界。现实来说，其实社会也并没有给提供一个可控的、可预测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以不确定性为生活底色的大变局之中。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犹豫，我不知道我人生到底要干嘛，教师可能也会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，慢慢地变成，就是完成一个任务。

越是在这种大变局之中，我们作为老师必须要有一种信念，我们是在培养人。教育家杜威一百多年前就说，家长把健康的孩子送给学校，学校应该把更为健康的孩子送给社会。如果送进来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，我们老师、学校能把他健康的送出去，也是功劳一件。这并不是额外附加的任务，这是教育的职责所在。培养一个合格的学生，应该是全方位的。这是我们提了很多年的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我相信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解决了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就解决了。

记者/ 梁婷

编辑/ 刘汨

来源：北青深一度